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

       中华礼制源远流长、绵延不绝,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,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改善社会风气、提升国人道德,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,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,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中华礼制源远流长、绵延不绝,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,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改善社会风气、提升国人道德,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,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,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毋庸讳言,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,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。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、化解冲突,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。例如,在我国历史上,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,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、建立金朝的女真族、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,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,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。显然,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,是凝聚国人、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。

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“进退周旋,威仪抑抑”的外在形式,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。孔子说:“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!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!”《礼记·郊特牲》称,“礼之所尊,尊其义也”。所谓尊其义,就是追求道德境界、强调道德践履。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、行礼律己、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,反复强调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。坚持知礼行礼、知行合一,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,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,强调知行合一,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。

可以说,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,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,强调自幼及长、礼教终生,提倡仁爱精神、忠恕之道,注重培养道德人格、建设礼仪之邦。所谓礼仪之邦,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,是诸族和谐、政治清明、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、民众富庶的社会。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,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。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、忠恕之道、和谐社会等学说,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。

作为一种制度,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。在封建社会,它强调封建等级,包含一些糟粕。然而毋庸置疑的是,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、吐故纳新,不断改革与变迁。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“损益”,便是一种改革;《礼记》进一步提出“时为大”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。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,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、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。

由孔子创建、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,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,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,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。秦汉之后,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,融礼入法、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。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,违礼即违法。礼既是道德要求,又是法律规范;礼制既有教化功效,又有法制规范之用。《礼记·经解》认为“礼禁乱之所由生”,可以起到“止邪也于未形,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”的作用。古人通过礼来“止邪于未形”,使人们“徙善远罪”,达到“禁乱”和教育人的目的,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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